近几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们陆续到了百年诞辰，郭沫若、茅盾、郁达夫、老舍、郑振铎、田汉、闻一多等人的百年诞辰纪念大会，有的已开过，有的即将召开，但是大会的规模和影响并不完全以他们在文学史的地位来决定，似乎多少受着其他因素的制约，一个首要问题是，由谁来主办？国家还是地方？而究竟是国家或地方主办又主要由该作家生前是否担任过重要职位所决定，职位的大小决定着纪念会的级别和规模。刚结束不久的田汉百年诞辰纪念会主要是由文化部主办的，日前记者在其办公地——北京细管胡同9号，采访了田汉的孙子、田汉基金会办公室主任田刚。
这里曾是田汉故居，现在是中国文联戏剧家协会的宿舍，院子里零乱地晒着一些衣物，田汉基金会在此只有一间办公室。田刚本来不属于文学艺术圈子里的人，担任基金会办公室主任一职实在是责无旁贷，他是田汉的长孙，我们的谈话就从田汉的家庭成员谈起。
田汉一生结缡4次，4个夫人中有3个为他生下儿女。他的长子是其第一个夫人易漱瑜所生，产后不久易漱瑜去世，曾给田汉很大打击。易漱瑜是田汉的表妹，其父是田汉的舅父易梅园，正是舅父资助田汉到日本留学，并支持女儿嫁给外甥。后来田汉几次结婚，浪漫爱情伴随了他在1949年以前的活动，几度弄得纷纷扬扬，遭外界非议，也使家庭成员不和。
田刚回忆，他小时候和父母住在外公家，他的外公是戏剧家欧阳予倩，有时爷爷来看外公，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爷爷非常豪放、热情，走路特别快，身体相当好，和爷爷一起爬香山，爷爷总是第一个到达山顶。爷爷带孙儿们到哪里去玩儿，对所见之物都随时讲解，从爷爷处学到不少知识。每到周末，田刚和父母回到爷爷家，经常看见田汉在练字，他阅读的范围也很广。田刚小时候喜欢画画，爷爷有许多画册，其中有不少关于战争的，包括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日俄战争、甲午海战等，他对军事很有兴趣，一直想写有关甲午海战的三部曲，1948年他到台湾访问，还特意考察了澎湖列岛诸地，画了一张地图，后来将图送给了毛泽东。
田刚从小就很骄傲自己有一个这样的爷爷，1966年初，报纸上发表了批判田汉的文章，十余岁的田刚一见就用火柴把报纸烧了。田刚说，“四条汉子”当中死在“文革”期间的，就爷爷一个，其余三条汉子周扬、夏衍、阳翰笙都活到“文革”结束，实际上爷爷被鲁迅列入“四条汉子”挺冤的。1934年10月底这四个人和鲁迅的那次见面，本来并没有田汉参加，他是临时碰上周扬和阳翰笙而加入进来的，他的加入还曾使夏衍为难，因为夏衍预约鲁迅时只说他们三人要报告“左联”的工作，并没有提到田汉，而且夏衍知道鲁迅一向不喜欢田汉，不过人已经来了，也不好阻止他，只好四个人一起去见鲁迅。一年之后，在“两个口号”的公开论争中，鲁迅与“左联”这几位年轻的共产党干部的矛盾更加尖锐化，鲁迅在文章中如此描述此次会见：
……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外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
如果田汉那天不是偶然碰上加入，恐怕就不会被列入“四条汉子”之一。在“文革”中，“四条汉子”几乎是“反革命”的同义语，1966年底，田汉被北京卫戌区逮捕，由“田汉专案组”监管、审查，使田汉的糖尿病、肾病和心脏病一并爆发，于1968年底默默死在301医院里，化名“李伍”，时年70岁。
据田刚说，爷爷死时他们家人都不知道，7年之后才知晓。田汉事母至孝，在家里是老大，他的妈妈易克勤一生倾心竭力支持儿子的事业，在文艺界很受尊敬。生命垂危之际，昏迷的田汉叫着：“让我回家看看90多岁的妈妈吧！我只看一眼……”从日记上看，田汉的字越写越乱，越写越少，他一直未承认自己是叛徒，仍然相信党和毛主席。
从1949年始，田汉担任了中国文联戏剧家协会主席，直到“文革”他被打倒之时。他并不善于做行政工作，出于对艺术的热爱，他于建国之初，一连给周扬写了10封信，谈戏曲改革的事，周扬告诉人说：“快让田老大打住。”田汉主张对古典戏曲采取“保护主义”和“慎重”、“明智”的改革方针，而不是一概抹杀，实际上形成了他后来悲剧的根源，引出了1963年以来毛泽东对中国戏剧状况的多次严厉批评，直至他在“文革”中为此送命。
田汉不仅有很浓的文人气，也有很深的江湖气，他一生待人以诚，广交朋友，国民党、民主人士、江湖艺人、三教九流都有他的朋友，社会关系极其复杂。30年代时，蓝萍在上海参加“左翼”戏剧电影活动时，曾在田家住过一个多月（许多演员都在田家住过），田老太太待她不错。1964年前后，江青找田汉谈过两次话，都是不欢而散。田汉一生不懂政治，他有追求、有信仰，但胸无城府，口无遮拦，终其一生只是个戏剧家。
田汉在日本东京留学时，曾写过《梅雨》一诗剖析自己：
……
我是一个甚么人——甚么性质的人？
据他人评我：
说我“只读得书”，说我“弱点极多”，“习气很重”，
说我“多才多艺”，说我“毋他毋我”，
说我“有特性”，说我“落落难合”，
说我“有虚荣心”，说我“道心薄弱”，说我“不懂世事”，
说我“多情多虑”，说我“志大才疏”，
说我“思路有，思力薄”，说我“粗疏懒”，
说我“有始无终”，说我“性情豪迈”，
说我“多南国哀思”，说我“思想高尚”，
说我若不改良“无一寸用”，说我“人也可交，胸无城府”。
……
有如此复杂、矛盾性格的人而又担任党的文化领导要职，也许注定了田汉是个悲剧人物。留学日本时，青年田汉在给青年郭沫若订交的信中说过：“我最爱的是真挚的人。我深信‘一诚可以救万恶’这句话，有绝对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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